开国少将李际泰的故事3.3

李际泰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六、少将师长和大校副司令员

1956年1月，李际泰调任北京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不久，下去视察部队。

为了欢迎李际泰副司令员的到来，108师师直机关和部分下属部队团职以上的干部，在大会堂集体迎接。

防空军108师是1955年7月在天津组建的，师长王才贵、政委陈袭。

李际泰到来后，108师全体起立向副司令员敬礼，唯独师长王才贵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既不起立也不敬礼。李际泰也没当回事，听完了工作汇报、做了一些指示后，又去其它部队视察去了。

李际泰一走，108师的干部们就议论起来了：师长怎么回事啊，副司令员来了既不起立也不敬礼，摆起“老资格”来了。

开会时，大家都给师长提意见，批评他。

王才贵也不发火，只是嘴里嘟囔着说：我是少将他是大校，凭什么我给他敬礼？

大家说：副司令员是上级领导，下来检查部队你就该敬礼。如果在别的场合遇到了，他的军衔比你低，该给你敬礼，这是两回事。

王才贵不急不躁地表示：我接受大家的批评，下次注意。

那时，部队讲究官兵平等，民主作风非常好，下级给上级提意见，甚至批评领导，都是很普遍的事，都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

王才贵每次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开会，就给李际泰打电话，让他派汽车到火车站去接，而李副司令员也每次都派车去接王师长。

大家都说：王师长算和李副司令员镖上了。

但是，如果李副司令员不在北京，王师长就没办法了，只好自己从火车站坐三轮车去防空军司令部开会。

上世纪60年代，王才贵调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的老部队108师，在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后，改为高射炮兵第8师。

1965年，空军高射炮8师23团、24团奉命参加“抗美援越”，途经河南省时，王才贵副司令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

王才贵是个老红军，也是1955年为数不多的少将师长，而李际泰虽然是个“三八”式干部，但他有才华，很为总理和叶帅所器重，是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的中方代表之一，在任三机部部长期间，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七、北京上空的萨姆-Ⅱ导弹

1957年防空军和空军合并后，李际泰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7年10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由苏联援助中国盖德莱式（代号SA-2，北约称之为萨姆-Ⅱ）地空导弹，并派一个萨姆-Ⅱ建制营直接协助中国空军建立第一个地空导弹营。

1958年，中国空军由副司令员成钧负责，探照兵指挥部主任张伯华具体筹划，开始着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10月6日，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1营在北京清河镇空军高级防校小礼堂举行了成立典礼。这个独立第1营，实际上就是地空导弹部队，首任营长张建华，政委张思聪，副营长邵殿奇、赵登龙，参谋长崔永维。

当时，地空导弹第1营的人员都是从全空军的高炮部队、雷达部队、探照灯部队、航空兵机务部队、场站部队中挑选的。干部职务要高配一级，即营长要由团长来当，连长由营长担任。

随后，1营在长辛店开始接受苏联专家的训练。苏军采用一帮一方式，即营长教营长，连长教连长，技师教技师，操纵员教操纵员，后来成立的2营、3营的营连干部也参加了旁听。

经过4个月训练，在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中，中国学员都获得了平均优秀的好成绩。

1958年底，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际泰，亲自找到北空高炮某团团长岳振华，要求他担任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2营营长。

随后，北京军区空军在北京市大兴县高米店组建了地空导弹2营，首任营长岳振华，政委许甫，副营长王建初，参谋长张治国。

1959年1月，南京军区空军在江苏省徐州组建了3营，营长杜先照，政委尼特，副营长李洪全，参谋长汪林。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的代号是543部队，通信地址为北京204信箱。

1959年4月，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1营在宁夏中卫县的一片荒滩上，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实弹射击。随后，苏军萨姆-Ⅱ导弹营撤回了苏联。

此时，距国庆十周年大典仅几个月时间，总参谋部、军委空军司令部命令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火速改装，参加国庆十周年战备值班。

5月1日，2营、3营紧急开往长辛店，进行了改装训练。

8月，空军当时所有的地空导弹部队，都开赴甘肃鼎新县戈壁滩进行实弹射击。这次没有苏联专家指导，全由中国人指挥操作。

大家都击落了靶机，唯独2营射击失败。导弹起飞后，没有飞向既定目标，而是反转180度打到背后40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炸了一个大坑，“地对空”变成了“地对地”。

2营上下一片沮丧，不少人流了泪。

检查结果，指挥、操作都没有问题，原来是在出厂时将扫描马达的两根导线接反了，苏联驻京专家也承认责任在苏联工厂。

当时，台湾的高空侦察机经常进入大陆领空。解放军空军的歼击机因极限升高问题，一直无可奈何。即便是最新型号的米格-19，也差了2100米。

1959年1月至3月，台湾国民党空军就用美国提供的RB-57D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飞行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13个省、市。解放军空军先后起飞各型歼击机109批202架次拦截，都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

RB-57A为亚音速、双发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重量轻、载油多、航程远、升限高，由英国电器公司设计制造，后被美国空军买了制造权，并进行了改进。

RB-57D比RB-57A更优越，飞行高度增至18000-20000米，续航时间8-9.5小时，最大航程6800公里。

1959年6月，台湾的RB-57D侦察机两次大摇大摆地飞临北京上空，未受到任何阻击。

十周年国庆大典在即，空军奉命将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投入防空作战，担负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130公里以内的作战任务。

1959年8月，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际泰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等，多次乘直-5型直升飞机为地空导弹部队选地布防。

9月5日，各导弹营进入阵地：1营驻大兴县东枣林，2营驻通县张家湾机场，3营驻丰台区槐树岭，4营驻昌平县沙河机场，5营驻顺义县河南村。

其中，4营是国防科委管辖的地空导弹试验营，5营是为了担负国庆战备值班任务从前3个营中抽出来临时组建的，等到国庆战备结束即回归原建制。

这样，5个导弹营环形部署，从苏联引进的全部5套萨姆-Ⅱ导弹也全部上阵。

1959年10月1日，共和国盛大的节日。天安门广场上，彩旗飘扬，人山人海，40万平方米的广场上排列着11万群众。

上午10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70万群众游行通过天安门。

但一直到10月5日，都没有敌情，国庆节加强战备解除。

10月7日9时41分，福建前线的雷达兵报告：台湾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正向大陆飞来。

随后，敌机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然后飞越南京、徐州、济南，向北京逼近。

沿线机场解放军空军频频起飞拦截，敌机都置之不理，如入无人之境。

11时15分，敌机距北京700公里，5个导弹营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11时30分，2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敌机：距我38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

这时，阵地上笼罩着一片寂静，只有扬声器里传出作战参谋报告敌机距离、高度、速度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

11时50分，2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115公里距离上，制导雷达抓住了目标。

100公里，70公里，随着营长的口令，导弹发射架倏地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转动瞄准敌机。

敌机浑然不觉，毫无顾忌地按固定的速度、高度，朝导弹阵地上空闯来。

12时4分，随着营长一声令下，引导技师将手指压向发射按钮。“轰”地一声巨响，阵地顿时浓烟滚滚，一发导弹喷着火焰向东南方向飞去。紧接着又是两声巨响，又有两发导弹直冲云霄。

稍许，东南天空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轻微的爆炸声，三发导弹全部命中，敌机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

半个小时后，营长岳振华和保卫干事任永清、技术处主任王照明到达通县东南18公里的何西务村，远远望见庄稼地里有一大堆人在围观。

他们趋车走近，拨开人群，看见飞行员戴着头盔仰躺着，嘴角流着血，心脏和脉搏都停止了跳动，右腿严重扭曲变形。

任永清从飞行员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证件，显示这是上尉飞行员王英钦，证件里还夹着一张他的全家照。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王英钦是跳了伞的，但降落伞绳可能被导弹爆炸后的碎片削断，坠地而亡。

距飞行员尸体东南100米处，是RB-57D飞机主体残骸，头部插入地下，尾翼高高翘起，上面的尾号“5643”清晰可见。

事后查明，这架RB-57D飞机是1955年7月在美国出厂的，1958年交付国民党空军使用，编在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6大队第4中队，驻台湾桃园机场。它先后侵扰大陆内地15次，至被击落时，已飞行836小时。

这一仗，空军地空导弹2营首创防空史上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自此，美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对大陆纵深的战略侦察。

战后，国防部通令嘉奖2营，给全营记集体二等功。

八、没受“9·13事件”影响，却受“四人帮”牵连

1968年9月，李际泰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1971年9月13日，林总乘机逃跑，在蒙古机毁人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处长于新野等，调动了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升空。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获悉后，立即向总理作了报告。同时，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找到李际泰，商讨直升机事宜。

总理在请示了主席后，命令一定要迫降这架直升机，实在不行就打下来，坚决不能让它飞走。

梁璞电话向李际泰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命令张家口机场立即起飞飞机拦截。因为直升机飞得低、速度慢，歼-5甲可以开着航行灯进行迫降，若不肯就坚决开炮把它打下来。

接着，连续起飞了6架截击机，开着航行灯，在地面的指挥引导下，在直升机的前后左右反复穿梭拦截。

拂晓4时许，地面雷达发现直升机从张家口以北转弯折返，有逐渐向德胜门方向飞行的趋势，北京的城防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奉命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不让它飞入北京城区。

后来得知，那是由于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得悉真相后，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想迫降在怀柔境内，致使周宇驰、于新野叛逃失败。降落时，陈修文与周宇驰夺枪被杀，周宇驰、于新野最终自杀，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被抓获。

在12日深夜转移到原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待命的空军司令部技术情报处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办公室外事秘书陈伦和、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副部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等人，认为林立果他们已经到了广州，便于13日下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15日早上，他们到达广州，到一个基层单位躲了一夜，准备第二天乘火车到上海。在广州源潭车站，他们被抓获。

几天时间里，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2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副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和珍等相继被收审。

9月，空4军政委王维国、空5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兼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被收审。

9月21日凌晨2点多时，根据总理指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外交部负责人符浩、民航总局负责人邝任农、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杨德中、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起研究驻蒙使馆送来的照片和材料，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最后一致同意李际泰的意见：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当地的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腹部擦地降落。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触及地面，与沙石摩擦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飞机驾驶员的技术很好，这是当时惟一得当的处理办法。

凌晨4点多，分析结果报送给了总理。

1972年3月，李际泰兼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7月，兼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王海为首的空军技术专家，对林总飞机坠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了野外迫降没有成功而造成破碎烧毁。

中央专案组对林案涉案人的审查处理共147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处理的75人；按内部矛盾处理的12人（其中严重错误10人、一般错误1人、无错误1人）；未定性1人；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59人（严重错误9人、一般错误33人、无错误17人）。

以上涉及军队人员132人，省军级以上30人。

1975年10月，李际泰转业地方工作，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1977年，因受“四人帮”案牵连被免职。

1985年1月22日，李际泰将军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

参考资料：

1、熊红明《南丹改编记》

2、孙佑武、程绍昆《志愿军烈士何时归》

3、《少将师长和大校司令员》

4、振国《神秘的“543部队”：萨姆-Ⅱ导弹悄然东移》

5、王海光《林彪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的分分秒秒》